每当我们回忆起红军长征时艰难困苦的斗争生活，就想起川滇黔3省交界处的黔大毕地区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在云贵高原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红2,6军团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的苏维埃政权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;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，红2,6军团得到休整，动员5000余人参加红军，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;同时，我们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团结了黔西北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反蒋抗日;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，牺牲了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、红17师师长吴正卿等红军将士。黔大毕苏维埃政权建立虽然只有短短的21天，但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，却永载红军长征的史册。
1934年，中国革命进入了最困难时期，是年11月，刚刚会师的红2,6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，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军，担负起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使命。从1935年3月起，在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引下，在贺龙、任弼时为首的军分会领导下，红2,6军团团结战斗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，先后取得了陈家河、桃子溪、忠堡、板栗园等战斗的重大胜利，先后歼敌两个师、1个旅和1个师部，毙敌1个师长，活捉1个纵队司令，缴获大量枪炮，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“围剿”，两军团由7000余人发展到近2万人，创造了奇迹般地功勋，光荣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其他苏区斗争的历史任务。湘鄂川黔苏区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。红2,6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取得的一连串胜利，极大地震动了反动派。1935年9月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，进入了雪山草地，此时，江南只有红2,6军团一支主力红军，蒋介石为巩固其中心区域和战略后方，拼集了130个团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“围剿”。10月8日，蒋介石下令在宜昌设立行营，派陈诚代他统一指挥，采取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，以原来的87个团为:“堵剿军”，在苏区南、西、北3面筑碉固守;以新调来的第26路军、樊篙甫纵队和汤恩伯纵队约40多个团的中央军为“进剿军”，由津市等地“从东向西交互逐段筑碉推进”;另调102,103师在利川、宜昌为预备队。敌人企图逐渐消耗我军人力和物力，将我军逐步压缩和聚歼于龙山、永顺和桑植狭小地区。
面临十余倍于我的敌军重重包围，军分会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和当面敌情，对我军战略方针进行多次研究，最后一致认为:继续在原地区作战，我军难以粉碎敌人“围剿”;若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，我军与强大敌人流动作战，则势必日益削弱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可能。因此，决定向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，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和敌人进行运动战，创造条件建立新的根据地。军分会作出突围决定后，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，抽调机关人员和地方武装组成红5师、红16师;精简行装，妥善安置老弱伤病人员;筹集粮食和草鞋……从政治上、组织上和物质上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。
从湘鄂川黔突围到渡金沙江前，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始终是我军的指导思想。红2,6军团曾有过从湘鄂川黔到石(降)镇(远)黄(平)，从石镇黄到黔(西)大(方)毕(节)，从黔大毕到南北盘江的3次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。这3次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，但只有在黔大毕才有机会初步实施战略展开。
11月19日晚，红2,6军团主力由桑植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，开始战略转移。红6军团担任前卫，任务是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玩江封锁线，为全军打开前进道路。
部队日夜兼程疾进。21日晚，军团前卫红17师49团在大庸和溪口之间的澄水北岸张家湾与敌激战，攻克敌30余座碉堡，打垮敌1个营的增援，胜利突破澧水封锁线。为了不给敌人调整部署加强防堵的机会，红6军团首长命令16师长途奔袭70多公里外的玩江，全军相继跟进。22日晚我军抢占玩江北岸洞庭溪，红17师49团袭占大宴溪，迅速消灭渡口守敌。就在我军抢占渡口不久，由上游乘船赶来加强防堵的1个营敌军被我军全部俘获。我军突破敌沉江封锁线后，立即按预定计划实施战役展开，红6军团东渡资水，先后占领新化、锡矿山和蓝田;红2军团占领了淑浦、辰溪和浦市，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，不仅扩大了红军影响，还得到了人员和资财的大量补充，仅红16师就扩红近千人，其中，锡矿山工人有300余人集体参加红军，部队士气旺盛。
我军进入湘中后，迫使敌人由四面合击改变为以李觉、樊篙甫、陶广、郭汝栋和汤恩伯为5路纵队向我追击。为使敌主力远离我预定目的地，我军声东击西，迂回前进，把追击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，于1936年的1月9日和12日，先后占领江口、石降，完成了向石镇黄地区转移的任务。
10日，在湘鄂川黔苏区坚持斗争的红18师突围到达茶寨，王震政委亲自去迎接他们回来。同时，我们西征路过这里被打散的一些，都重新再回到自己的部队。老战友久别重逢，十分亲热。由于1月5日便水战斗我军未能取得预期胜利，追敌15个师又迅速围拢上来，加之在以石降为中心的区域内，居民稀少，粮食等物资奇缺，地形也不利于进行运动战。因此，在1月19日的石降会议上，军分会决定继续西进，到乌江以西广大地区活动，相机在黔大毕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黔大毕地处川滇黔3省交界处，3省军阀矛盾重重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;这里属高寒山区，交通不便，敌人补给困难;该地区早有贵州地下党活动，中央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，党和红军在人民中有较大影响;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此地区东临乌江，西靠乌蒙大山，既利于防守作战，又有广阔回旋余地，建立根据地条件比较理想。
从石降到黔大毕地区，我军行动最大障碍是乌江天险。自我军入黔后，敌人判断红2,6军团必走中央红军北渡乌江，夺占遵义的老路，因此，蒋介石派顾祝同坐镇贵阳，指挥各路“追剿军”，并调集重兵日夜在乌江北岸构筑工事，妄图会同追击的敌人两面夹击，将我一举歼灭在乌江南岸。这些专打内战的将军们以为稳操胜券，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叫嚣:“肖贺股匪走投无路，江南削平有日。”
为了顺利渡过乌江，两军团领导再次采取声东击西战术，促使敌军仓促改变部署。20日，我军从江口、石降出发，21日突破敌龙溪封锁线后，运动方向是向西，却向南挺进，连克、平越后，突然西进攻取洗马河，袭取龙里，直逼贵阳，前卫距贵阳城仅二三十里。这时，敌人主力全在我军东面和北面，贵阳及其东南地区兵力非常薄弱，这就造成敌人又要守乌江，又要保贵阳的分兵局面，而此时，蒋介石刚飞抵贵阳，贵州省伪主席吴忠信仓促宣布贵阳城，急令贵阳以西、乌江上游的敌23师和99师向贵阳收缩，这就给我军西渡乌江造成了有利条件。可是，此时遵义方向3个师的敌人企图南渡乌江截击我军，为把这部敌人滞留在乌江北岸，我军突然来个大转弯，绕道黔北，向西北疾进，奔袭扎佐、修文，造成经息烽北渡乌江的声势，迫使从遵义赶来的敌军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，于是，我军再次改变行动方向，星夜向西南秘密疾进，直取黔西北通往贵阳的唯一通道乌江上游的鸭池河渡口。在群众帮助下，红2军团侦察队迅速歼灭江边守敌，两军团于2月2日下午渡过乌江上游天险鸭池河，胜利完成向黔大毕转移的战略任务。此时，敌人如梦初醒，2月3日，吴忠信给龙云询问“匪情”复电中说:“肖贺将窜川滇黔边境，择地休息，冀燃死灰”。这已是马后炮了。
红2,6军团顺利渡过鸭池河进逼黔西城，黔西县县长林雁峰闻风丧胆，带着团丁弃城西窜。2月3日晨，红6师占领黔西城，当红军主力进城时，黔西各界群众燃放鞭炮，夹道欢迎。看着这热烈的场面，我们不禁想起从湘鄂川黔突围以来，艰苦转战5000余里，不仅每天要行军作战，而且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。
特别是入黔后，山路险峻，人烟稀少，缺粮少药，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;为摆脱敌人，常绕深山小道强行军;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毅力与敌人、严寒、饥饿、疾病作斗争，历尽了人间的千辛万苦，体力严重消耗。这时，全军上下的迫切愿望是建立一个以利于革命发展的根据地。
长期处于统治下的黔大毕地区，地瘠民贫，封建势力各霸一方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人民极端贫困，许多十几岁的姑娘穷得没有裤子穿，腰间围一块破布。加上蒋介石排除异己，搞掉贵州军阀王家烈，派其亲信吴忠信主持黔政，大力消灭地方实力派，使地方势力与中央军矛盾激化。
黔大毕境内有不少民办武装和黔军残部，同贵州地下党有联系。这里尤如布满了浇灌烈油的干柴，只要有火种就会燃起燎原烈火，人民盼望红军早日到来。
我军过乌江后的敌情是:敌23师和99师被阻在乌江南岸;樊篙甫、郭汝栋两个纵队远在思南附近;敌93师和新8师被吴忠信留在贵阳守城;湘系军阀刘建绪力图保存实力，他指挥的陶广纵队追击我军刚到湘黔边就返回湖南，李觉纵队远离我军向织金前进;川军杨森20军和滇军孙渡纵队则各守吵域，只图自保。只有在乌江北岸的蒋系郝梦龄、万耀煌纵队共3个师依托遵义，经打鼓新场向黔西逼进。
根据上面讲述的情况，军分会于2月5日在黔西城召开会议，两军团领导审时度势，决定在黔大毕实施战略展开，创建川滇黔新苏区。为此，贺龙、肖克等首长亲率4师、6师和17师3个主力师打击向黔西急进的敌13师，以战斗胜利求得在黔大毕地区建立根据地;由任弼时、关向应、王震等首长率5师和16师继续西进，夺取大定、毕节，迅速占领整个黔大毕地区;以18师(只有1个团)在黔西方向担任牵制任务。会议决定:结束湘鄂川黔省委的历史任务，成立川滇黔省委。黔西会议后，全军迅速投入新的根据地开辟和建设工作。
2月5日当天，红5师从黔西出发，6日占领大定，受到彭新民为首的“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”的热烈欢迎。7日，军民在大定城孔庙召开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，贺龙任主席，朱长清任副主席，因贺龙要指挥部队作战，由陈希云代主席之职。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大定城西门福音堂内，不久，迁往毕节百花山福音堂，我军撤离毕节时，随红6军团转移到朱昌、平山堡等地。会上，发布了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》，布告阐明了红2,6军团进军黔大毕的宗旨，宣布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施政方针。这标志着又一块红色根据地在中诞生。
红军解放大定后，在毕节搞兵运工作的贵州省工委成员邓止戈，一面派人通知与我党有联系的民变武装来毕节迎接红军;一面派人携带他写的亲笔信来大定与红军联系，报告了贵州地下党在黔西北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和毕节的情况，安排反蒋少数民族武装席大明部协助我军攻取毕节。红6军团参谋长谭家述接信后，与王震政委和夏曦主任研究，当即决定:红16师速向毕节进军，军团部随后跟进。7日下午，红16师向毕节开进;9日，当红军进至离毕节城不远的头步桥一线时，席大明部按约定出示彝族人穿的红披毯，从占领的山包上退下来，引导红军杀向毕节城。此时，邓止戈已安排席大明弟弟席大方带部队占领了城郊制高点虎踞山。在席大明部的配合下，红16师47团攻击城东南敌阵地，46和48团直插城西山梁，毕节伪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见大势已去，狼狈地向威宁方向逃窜，我军俘敌300余名。红军进城后，邓止戈立即带席大明等人去见王震等军团首长。至此，我军占领了整个黔大毕地区。
红军解放毕节城后，红16师师长周仁杰和政委晏福生奉命来到军团部驻地毕节百花山福音堂，王震政委对他们说:“按照黔西会议的决定，我们已占领了整个黔大毕地区，但要建立起像湘鄂川黔那样的根据地，工作只是开始。现在，贺老总和肖军团长亲自率主力部队去打击敌人，要以军事上的胜利，为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;我们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，迅速把建政扩红工作开展起来，同时抓紧时间休整部队。这两步棋同时走，即使我们在此不能立足，也要为部队争取一个较长的补充休整时间。”王政委还说:“贵州地下党对毕节情况熟悉，群众基础好，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，军团政治部和地下党的正召集毕节民众代表大会，准备成立毕节县苏维埃政府，你们要利用这个好条件，立即把工作开展起来。”
开展建政扩红、抗日宣传、筹粮筹款这一套工作，红军指战员们是很熟悉的，长征以来也从未间断过。红16师按照军团首长部署，迅速投入宣传发动群众，铲除封建势力，建政扩红等工作中去。师政治部主任李锉和各团副政委分别率师、团抗日宣传队，与贵州地下党领导的“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”、进步师生等组成的群众宣传队一起，从早到晚在毕节城的街头巷尾，张贴《布告》和书写标语口号，用唱歌、演戏、演讲等形式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、红军宗旨、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施政纲领等。毕节这座地处穷乡僻壤的山城顿时热闹起来，宣传活动从城市发展到附近的村寨乡镇。那时，红军指战员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。演讲时，他们常常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在拉家常中讲解革命道理，使群众听了感到亲切、自然。这样，听的人慢慢地多。在城乡，当群众听到蒋介石投降卖国，专打内战，压迫工农的罪恶时，激愤的人群常常振臂高呼:“打倒蒋介石卖国政府!’，’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口号。听了我军宣传的群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霎时间群众奔走相告，“干人的队伍回来了”，许多不明真相躲进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。穷苦人见了红军，都主动打招呼:“红军先生，我是干人”、“红军好名声”，亲热得很。
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，红军各团、营都抽调整排、整班建制的抗日工作队，在贫苦群众的引导下，分布到以毕节城为中心的城镇乡村，打土豪、分浮财，筹粮筹款。在毕节地区，红军打土豪近百家，收缴的财物、盐、粮食等物品，多数分给群众，少部留作军饷。在毕节城，红军还打开当铺，要当主领回所当的物品，当众烧毁借据契约;组织工人、店员成立大会，改善生活待遇;对民族工业和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，废除各种苛捐杂税，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，请他们大胆做生意，同时，还欢迎外地商人与苏区通商。
由于红军纪律严明，买卖公平，毕节城各个商号纷纷开门营业，使原已百业萧条的毕节城又买卖兴隆起来。
黔大毕是个多民族地区，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，军团政治部专门印发了对少数民族的标语口号，抽调人员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点开展工作;对大部队经过或居住的少数民族村寨，规定了严格的纪律，不许进少数民族祠堂，未经主人允许不许进屋，尊重他们的习俗和衣着等等，帮他们和汉族穷苦群众密切联系。在毕节，王震政委亲自做大定八堡六寨的苗族群众代表的工作，赠送和银元，帮助组建苗民独立团，还派政治部巡视团的谢中光(谢友才)任政委，并一起合影留念。当时，有些少数民族群众不知道“”是诬蔑之词，见了红军就伸出大拇指说:“还是你们‘’好。”
在宣传发动群众、打土豪分浮财的基础上，我们不失时机地建立县、区、乡各级苏维埃政权，建立红军游击团(队)和“抗日救国会”、“人民抗日大同盟”等群众团体，当时，黔大毕建立了近百个县、区、乡苏维埃政权，许多有阶级觉悟的穷苦群众当上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。那时，在黔大毕广泛传颂着长工当区长、挑水夫当县长的佳话。红军来到黔大毕，世代当牛做马的干人挺直了腰杆，初步尝到了翻身解放的甜头，对红军更加热爱。
与此同时，各部队都组织扩红突击队，制定扩红计划，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，使群众认识到:要过上好日子，干人只有当红军。那时，父母送儿子，妻子送丈夫，或者父子、夫妻共同参加红军的很多，在不长的时间内，黔大毕地区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，我红16师在毕节就补充了1000多新兵。当时，处处能听到:“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处处工农来欢迎，打倒土豪分田地，要耕田来有田耕……干部战士都一样，没有人来压迫人”的歌声。
黔大毕地处高寒山区，适宜种植，因而军阀、地主都想从买卖上发大财，他们强迫群众种，弄得人民不仅衣食无着，而且许多人还染上吸的恶习，扩红来的新兵中有不少人会吸，在训练时，烟瘾一发，呵欠眼泪齐下。为给新兵戒烟，红16师负责扩红的46团副政委旷伏兆想了不少办法，他结合湘西戒烟经验，把会吸的新兵集中起来，先讲清道理，使他们自己有决心戒烟，然后采取定量发烟，递次减少，直至不发。同时，用打土豪的猪牛羊肉，使他们吃得好一些，时间不长，大部分都把烟戒了，受到军团部表扬。
我们长征途经湘中和石吁等地时，补充了不少新兵，由于连续行军打仗，新战士没有受过系统的军政训练，因此，提高部队军事技术成了非常迫切的任务，红16师利用在黔大毕地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环境，周仁杰师长带领从全师抽调的班、排、连长等近200人，到毕节城郊进行短期集训。新兵补充进连队后，在骨干带领下，掀起练兵热潮。政治部门还及时对新战士进行我军宗旨、性质、纪律等方面的教育，军团政治部还编了通俗易懂的歌曲，派人到连队教唱，“新兵们，行动听指挥;打土豪要归公，买卖要公平;工农的东西，不要乱搬回;讲话要和气，开口不骂人;解手要搜索，不受俘虏刑;三大纪律六项注意，个个要执行;无产阶级劳苦大众，人人都欢迎”。
红2.6军团来到黔大毕地区后，群众充分发动起来，部队得到补充休整，伤病员得到治疗，大定、毕节两县妇女日夜为红军赶制衣服和鞋子，虽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，但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红2,6军团在黔大毕地区，不仅大力做好工农群众的工作，而且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指引下，团结了对抗日具有热情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和卖国政策不满的上层人物和地方武装的工作。统战工作，红6军团由夏曦主任负责，这一工作在黔大毕地区搞得有声有色，有力地配合了建政扩红的开展，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高潮。
红军解放大定时，大定城开明士绅彭新民组织“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”，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许多工作，红6军团政治部派保卫局长吴德峰专门指导和帮助彭新民的工作，打土豪时，红军在彭新民等家门口贴上“应予完全保护”的告示，贺老总途经大定城，专门去彭家中看望他，称赞他的革命行动。
毕节城开明士绅周素园，是贵州省辛亥革命的元老，《黔报》的创办者，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。1925年因不满新军阀统治，拒绝委以要职，寓居家乡毕节，人虽回到偏僻的黔西北，但他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减退，收集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书，长期潜心研究。红军快到毕节时，伪专员莫雄劝他到外地避一避，周素园毫不迟疑地说:“我没多少家当，不必走。”并劝莫雄不要与红军为难。我军攻取毕节后，部的打土豪来到他家，发现有许多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，书里面圈圈点点。由于石降休整时，任弼时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作过统战报告，长征途中很注意统战工作，因此，这些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王震、夏曦。王政委找来邓止戈了解周素园情况后，和夏主任亲自来到周家，看望周老先生。寒暄几句后，王政委问老先生:“说红军是‘’，城里有钱有名的人走了不少，您怎么不走?”周老先生沉思了一会说:“他们也劝我走，我觉得我不必走。这些年来，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，还是马克思列宁讲得对，我相信马克思主义。你们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，我正想亲眼见一见红军。”王政委和夏主任听后很高兴，对老先生讲:“您虽不从政，仍关心国事，研究马克思主义，真是难能可贵，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，您赞不赞成?”周老先生说:“抗日救国乃民族之大幸，这个政策好，我赞成，完全赞成。”王政委和夏主任当即邀请他与我党合作，携手共建抗日反蒋根据地。周老先生激动地说:“我已近花甲之年，退出政界也已多年，承蒙贵党邀请，使我在有生之年能为民族、为民众尽力，这是我的光荣。”周素园出山从政的消息一传开，在黔西北震动很大，许多人都讲:“了不起，连周素园都跟走了。”周老先生接受我党邀请后，四方奔走宣传我党反蒋抗日主张，2月12日，成立了以他为首的“毕节抗日救国会”，成为毕节地区各阶级、各阶层的抗日反蒋联合力量。
红军解放毕节不久，与贵州地下党有联系的周质夫，阮俊臣等部陆续到毕节集中，用什么名义来统一编制呢?邓止戈请示王政委。王政委说:“贺老总讲抗日救国是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，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叫贵州抗日救国军好了。”王政委还说:“周素园赞成马克思主义，赞成抗日反蒋，在贵州是个很有影响的开明士绅，就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，你当参谋长。”周老先生愉快地接受红军的委任。2月14日，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各部武装齐集毕节城小教场，举行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，宣布了抗日救国军和下辖3个支队领导人名单，红军选派部分政治干部到抗日救国军任职。毕节抗日救国会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办公地点，就设在周老先生的家。为了使红军在黔大毕地区站住脚，周素园利用他与龙云、孙渡等滇军将领熟悉的有利条件，给他们写信阐明红军政治主张，用“假道灭貌”的典故说服龙云、孙渡在云南按兵不动，以使我军集中主力对付东面进攻之敌。就在周素园与我军携手共建抗日反蒋根据地时，政府非常恼火，为替自己遮丑，军令部长何应钦急电贵阳顾祝同和吴忠信:“乡人周培艺君，字素园，近在毕节被匪掳去，请查明设法营救为祷。”
在后来我军撤出毕节时，周老先生毅然离开家乡，随红6军团长征。在乌蒙山区，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等首长考虑老先生年高体弱，经不起长途跋涉和征战之苦，派邓止戈与老先生商量，给他部分黄金去香港或昆明，为我党做统战工作。周老先生听后断然地对邓止戈说:“我已是近60岁的人了，几十年来都没找到光明，现在我参加了红军，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，请告诉几位首长，我周素园绝不离开红军，死也要死在红军里。”邓止戈将周老先生的话报告王政委，王政委又转告贺老总等首长，贺老总高兴的说:“好，抬也要把他抬走。”我们先用轿子抬，后来他骑马，他与我们大家一起长征，渡金沙，爬雪山，过草地，到达延安后，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热烈欢迎，毛主席称赞他是“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”。1985年周仁杰向肖克谈起黔大毕时，肖老说:“周老先生不易啊!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在贵州的力量不算大，像他这样的人与我们合作共事是不多的，老先生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开明士绅。”
红2,6军团来到黔大毕地区后，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，所到之处，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;每到一地，扶助干人，打击土豪劣绅，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，黔大毕地区出现了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”的局面。红军的行动博得了西南民众的赞誉，当时香港日报称肖贺红军为“救国救民的王者之师”。
红2,6军团占领黔大毕地区后，发动群众，建政扩红等工作进展顺利，但是，在军事方面却始终没获得有利的作战条件。2月2日我军抢渡鸭池河后，敌万纵13师和郝纵沿我军北面的平行道路兼程向有战略意义的三重堰、打鼓新场(金沙)方向疾进。2月5日黔西会议后，贺龙、肖克首长亲率主力由黔西向三重堰进发，当进至牛场堡、新开田、大协厂一线时，考虑到我军在时间和地形上均难先敌占领三重堰，因此中止行动，两军团主力部署于樱桃坪以北地带准备对敌伏击，但万敌占领三重堰等地后，构筑阵地固守，伏击战没能打成。
2月10日，为了调动敌人，创造在运动中歼敌的条件，肖军团长亲率17师深入敌后，攻取打鼓新场，战斗中红17师师长吴正卿不幸牺牲。此时，红2军团主力也绕到三重堰敌人北面，我军准备在三重堰东北地区相机歼敌一部。可是，敌13师只是抢占要点，等待主力到达，而不急于寻我主力作战，所以敌人并没有因我军占领打鼓新场而后顾，却乘我主力转到他东北方后，正面兵力薄弱的机会，于2月14日袭占黔西城，把被我军阻在乌江南岸的敌99师和23师接应过来，敌情严重。
2月16日，进攻之敌已准备好，敌13师经狗场向大定推进，在乌溪遭我红18师顽强抗击，两军团主力准备在大定东侧打击该敌。但在2月18日，敌万郝两纵分两路向大定推进，敌众我寡，兵力悬殊较大，当红18师在大定与敌激战时，肖军团长率17师由白腊场向拱直急进，计划夹击万敌，待进到六龙场时，万敌已进占大定。是日黄昏，红2军团红6师在黄家坝重创郝敌54师先头部队。此时，攻击之敌已威胁毕节，军分会电告肖军团长率红17师在大定以西适当地点伏击万敌，阻滞敌人攻击行动，以掩护毕节方面。
19日上午，肖军团长率红17师进到大定城西将军山一带，将万敌13师敢死队7个连全部消灭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气焰，将攻击之敌阻击在将军山一带达7天之久。在此期间，两军团主力一直寻觅战机。25日，敌郝纵进至锅厂一线，威胁我将军山阵地北侧，敌万纵主力又向将军山阵地发动多次攻击，均被红17师击退;此时，敌樊纵从瓢儿井向南攻击前进，敌郭纵又向大定推进，敌情十分严重。因此，军分会决定:撤出毕节，向安顺地区转移，后因敌情变化，改向滇东，而此时，我军人数比桑植出发时还增加了3000余人。
2月26日晚，川滇黔省委在毕节城小校场召开军民大会，贺老总登台讲话，号召黔大毕各族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，坚持抗日反蒋斗争。会后，军民举行提灯，表达了黔大毕人民与红军的鱼水深情。2月27日，我军撤出毕节。3月2日，夏曦主任去做席大明部工作，在七星关不幸溺水牺牲。从此，红2,6军团与强敌在乌蒙山进行了著名的千里乌蒙回旋战。
红2,6军团在黔大毕地区仅仅20多天时间，就全面地展开了创造根据地的工作，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许多老回忆长征时常说:“中华苏维埃川黔滇委员会是红2,6军团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根据地，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。”
